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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满文军揭发妻子,果真法不容情吗?  

2009-08-04 03:34:3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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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客 :http://2008shenbin.blog.sohu.com/

本文发表于《东方早报》

 

3日北京朝阳法院审理了满文军妻子李俐容留吸毒案。当李否认吸食过K粉时,检方宣读了“未到庭的证人”满文军的证言,其明确指认:聚会是妻子组织的,他到场后,亲眼看到妻子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在吸食K粉。李俐带着哭腔说道:“满文军说的不是事实”。最终李以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判处徒刑1年。(《法制晚报》8月3日)

 

尚不清楚满文军的“揭发”是出于诚恳悔罪和公民的正义感,还是出于中国式的“诉辩交易”,做了“污点证人”,戴罪立功,反正舆论似乎没认可他的大义灭亲,纷纷用“夫妻本是同林鸟,大难临头各自飞”来调侃。而且可以肯定,一纸揭发证言,彻底破坏了满文军夫妇的感情。怎么看待这种亲人间的揭发呢?

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第48条规定:“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,都有作证的义务”。按这一规定,包括夫妻、父子这样最亲的人之间,也都有着互相揭发的法定义务,所谓“法不容情”。

 

问题还有另一个层面,当国家和家国发生暗战,当法律和伦理严重冲突,机械式教条的服从法律,服从国家的道德观,似乎在现代公民意识多元性的当下,越来越受到质疑。“文革”时期盛行的,“划清界线”,将亲人间的揭发发挥到极致的悲剧,已经成为全民族的伤疤。揭发,还是不揭发,这是永恒的“复调”。

 

中国传统主张“亲亲相为隐”,即亲人之间,不能向官府揭发罪行。孔子说:子为父隐,父为子隐,直在其中——这就是传统中国的正义观。一般来说,卑亲属为尊亲隐(子为父隐,妻为夫隐),是无条件的;相反,则是有法律限制的。比如汉宣帝时规定:子首匿父母,无罪;父母匿子,一般也是无罪,只有触犯死罪,才“上请廷尉以闻”,由皇帝亲自裁决。“亲亲相为隐”在近现代却一直被作为封建意识,受到政治上的否定。

 

其实,“亲亲相为隐”倒不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产,反而是国际通行的。比如,现行《法国刑事诉讼法》、1994年《德国刑事诉讼法》、1988年《意大利刑事诉讼法》均规定: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;即使自愿作证也有权不宣誓担保证词无伪。并且德国和意大利还规定,法官一般不得就有损于证人亲属名誉的事实发问,还应告知其有权拒绝作证,并且不得强迫、恐吓其作证。1937年,当时的中国《民事诉讼法》第307条,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规定,这是中国伦理传统与西方法治逻辑自洽的结合。

 

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如此,社会主义法系也有类似制度,比如前捷克斯洛伐克、前波兰、前保加利亚的法律均规定:为帮助近亲属而实施包庇藏匿罪犯、知犯不举、伪证或者湮灭证据、代替受刑、隐匿赃物等行为均不处罚或者减轻处罚。而我国则没有类似的规定。

 

一方面,亲人之间法定的揭发义务,的确大大提高了破案率,帮助国家司法机关实现正义,高效打击犯罪;另一方面,这种正义是有代价的,它破坏了人类社会最起码的亲情,使当事人陷入了伦理悲剧当中,这种对于社会的伤害,不应在“法不容情”的冰冷口号之下被忽略。而且这种“揭发义务”在现实中衍生出更严重的问题——个别地方的警方,以所谓的“揭发义务”,直接向嫌疑人家属“暴力取证”,逼迫其做出不利的证言。

揭发,还是不揭发,法律不是唯一的标准,还有人道、伦理。 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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